“第二条线：1945-1965，幸存者与等待。这是黄月萍式的‘等待’，用一生去铭记。”
“第三条线：1965-1980，新加坡建国。这才是真正的‘尾巴’，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如何亮？’”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
“电影最后十分钟，我要拍一个蒙太奇。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1938年‘华人与狗’的牌子，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种族平等’的条款；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
“然后打出一行字：有些问题，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
食堂里，久久无人说话。
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声音有点哑：“导演，那我的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不该叫‘记忆邮局’。”
托纳多雷看向他，“应该叫‘建设者之歌’。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唱完歌，这些信收集起来，不是寄往南洋，是贴在红馆外面的‘建设墙’上。”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观众戴安全帽进来，我穿着工装唱歌。唱的是修补，更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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