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托纳多雷用1美元，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
1980年11月5日，清晨六点半。
清水湾片场食堂，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抬起头看向谭咏麟。
“谭先生，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是因为‘受够了’？”
意大利导演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照片，“但我在想，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留下来建设，是不是另一种反抗？”
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留下来、建设？”
“对！”
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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