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结尾，周慎行写道：
“我这一生，教了无数学生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但我自己，在最需要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选择了沉默。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更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时衍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也是我最对不起的人——因为在他最需要我指引的时候，我选择了逃避，让他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和黑暗。如果有一天，他看到了这封信，请告诉他：老师错了。老师的错，不该由他来纠正。但他如果愿意纠正，老师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他鼓掌。”
陆时衍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
他的眼眶有些发热，但没有流泪。
他想起周慎行在课堂上讲《法律伦理》那门课时的样子——站在讲台上，背挺得笔直，目光灼灼地看着台下的学生，声音洪亮地说：“法律的最高境界，不是赢，而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一个教会别人对得起良心的人，自己却做不到。
这不是讽刺，这是悲剧。
陆时衍把信封收好，买单，走出居酒屋。
巷子里很暗，只有远处国贸商圈的霓虹灯投来一点微弱的余光。他站在巷口深呼吸了几次，让冷空气灌进肺里，把胸口那股郁结的情绪压下去。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苏砚发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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