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三年前，陆时衍接手一桩公益诉讼案，为一家被大企业污染水源的小村庄辩护。那场官司打得艰难，对方财大气粗，聘请了最顶尖的律师团队。就在案件进入关键阶段时，林建勋约陆时衍吃饭，席间委婉地劝他放弃。
“时衍，有些仗打赢了，代价太大。”林建勋给他倒了一杯茶，语气温和得像在谈论天气，“我知道你有理想，但现实是，那家企业背后牵扯的利益网络太复杂。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没必要在这里撞得头破血流。”
陆时衍拒绝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违背导师的建议。
最终，那场官司他赢了，村庄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但之后半年，陆时衍在律所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重要的案子不再分给他，原本要给他的合伙人的位置也给了别人。林建勋的解释是：“时衍，你需要沉淀。锋芒太露，容易伤到自己。”
现在想来，那或许就是裂痕的开始。
手机再次振动，这次是薛紫英的电话。陆时衍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闪烁，犹豫了几秒，还是接了起来。
“时衍，你在哪？”薛紫英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的声音。
“办公室。你呢？”
“刚下飞机，在香港转机，还有两个小时起飞去新加坡。”她顿了顿，“我...我可能暂时不回来了。”
陆时衍沉默了。三天前，薛紫英给他发了一封长邮件，详细交代了这些年她如何在林建勋和资本势力之间周旋，如何被迫做了那些违背良心的事。邮件最后，她说：“时衍，我知道自己不值得原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不再成为你们的负担。”
“新加坡那边都安排好了？”陆时衍最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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