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外界如何猜测议论，李毅始终如一。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贞观三年在一种奇异的平静中度过。这一年，大唐着力于消化新拓疆土，安抚归附部族，疏通丝绸之路。朝堂上虽偶有风波——魏征谏修洛阳宫，孔颖达请兴太学——却都无碍大局。边境也无大战事，只有零星的部族摩擦，皆被边军及时弹压。
李毅继续着他低调的生活。除了每五日一次的大朝会，他几乎不出府门。偶尔上书言事，所提皆是实务：如何改进曲辕犁以利农耕，如何疏浚汴渠以通漕运，如何在陇右、河西推广军屯民垦。这些奏疏往往切中时弊，施行后效果显著，却从不涉及人事任免、权力更迭，更不评论朝政得失。
贞观四年，同样波澜不惊。
侯君集在西域渐渐站稳脚跟，丝路商旅往来日益频繁，驼铃声声，货殖流通。朝中，魏征依旧屡屡谏言，劝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房玄龄、杜如晦兢兢业业，处理着繁巨政务；长孙无忌稳坐吏部尚书之位，为朝廷甄选人才，平衡各方。
而李毅，依然是那个沉默的旁观者。
久而久之，朝臣们似乎渐渐习惯了他的“隐形”。只有当某件棘手军务悬而未决时，才会有人忽然想起：“若是冠军侯在，会如何排兵布阵？”又或是某地突发灾异，才会有人嘀咕：“冠军侯昔日在泾州平叛，处置灾民何等妥当……”但这些念头往往只是一闪而过，因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冠军侯，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在权力舞台的中心了。
贞观五年春，三月三，上巳节。
皇帝照例在曲江池设修禊宴，与群臣临水宴饮，祓除不祥。这样的场合，李毅照旧称病未至。宴席间，丝竹悦耳，觥筹交错，气氛渐酣。一位新晋的年轻御史多饮了几杯，趁着酒意对同僚道：“冠军侯‘诗仙’之名，如雷贯耳。可惜这些年深居简出，诗也不作了，莫非真是江郎才尽，盛名难副了？”
这话说得尖刻，却因触及了许多人心中暗藏的疑惑，竟引来席间几声压抑的低笑。
笑声未落，御座上的李世民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青玉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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