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可求点了点头，缓缓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孔子作《春秋》，于褒贬之中暗藏‘微言大义’，欲以手中之笔为刀兵，行笔伐之功，以求拨乱反正，重塑礼乐。”
“可到头来，这天下，是更乱了，还是更治了？”
这话问得极其诛心。
他是在问，你们这些读书人世世代代空谈的“大义”，于这纷繁乱世，究竟有何用处？
你家主公刘靖，在江西所行之事，又合乎哪一家的“大义”？
青阳散人沉吟片刻，正色答道：“司马此问，可谓问到了天下读书人的根本。”
“在下斗胆以为，《春秋》之大义，不在于其最终成败，而在于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它为后世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心中，立下了一根标尺，也悬起了一把戒尺。”
他顿了顿，目光清澈，直视着严可求的双眼：“标尺在，则世间善恶尚有分别；戒尺存，则我辈行事终有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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