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倒计时让每个清晨摸到脑后发辫的平民，都成为了皇权的义务报警器。
《杭州府志》记载：仅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全省就发生一千七百四十二起自剪发辫的报案。
人们宁可伪装成受害者，也不敢被划入潜在造反者的名单。
更可怕的是叫魂这么一件纯扯淡的事，经过上纲上线，每个普通人，无论善恶，都有了合理合法、栽赃诬陷别人的权利。
它会无限放大一些小人物在接触权力时那种近乎刁难的恶。
而对于那些温顺的底层人来说，会面临随时被别人诬陷的风险。
这就是乾隆要的效果，通过激活全民告密体系、制造人人可能被剪辫的随机恐惧，实现人人必须向皇权求救的绝对依附。
台北故宫馆藏的《乾隆朱批奏折》中就记载有乾隆给两江总督高晋的密谕：“此番非为除妖，实乃验看人心。”
一场看似荒唐的除妖大运动，其实质也是皇权对官员忠诚度的量化考核。
但有些官员不上道，或者说是政治嗅觉不灵敏。
山东巡抚富尼汉在最初上报抓获了十六人，立即受到乾隆的斥责：“他省皆数百，尔独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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