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松手，反而就着拉我的姿势，手指在我小臂上捏了捏，像是在掂量猪肉膘厚不厚。说话的语气轻飘飘的，还带着点调侃，“嗯，是结实了点。不过还是嫩，欠火候。”她手指碰到的地方，像过了电，我胳膊上的肌肉突突直跳，赶紧抽回手，脸臊得通红。
豆豆在一旁眨着大眼睛看，忽然小声说：“妈妈，哥哥脸红了。”
三娘噗嗤一笑，扭着腰走了：“豆豆，别瞎说。”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日子就在这累死累活又提心吊胆中一天天过去。北京的秋天短，转眼就刮起了凉风，树叶子哗啦啦地掉。院里那棵石榴树的红果子早就被摘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黄爷出门的频率高了，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两天。回来的时候，脸色要么更凝重，要么就带着点压抑的兴奋。我知道，那“大锅”的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黄爷把我们都叫到正屋。
屋里除了我们，还多了两个生面孔。
一个是个矮壮的老头，看着比黄爷年纪还大点，满脸褶子，头发花白，但一双眼睛精光四射，手指关节粗大，像是常年使力气的。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闷头抽着旱烟，烟雾呛人。
另一个稍微年轻些，四十上下，瘦高个，戴着副破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看着有点木讷，但眼神扫过屋里器物时，会闪过一种极专注的光。
“老柴，老范。”黄爷简单介绍了一下，“都是老伙计了，信得过。”
矮壮老头是老柴，据斌子后来偷偷告诉我，是东北那边过来的好手，尤其擅长打洞破土，外号“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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