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机会就来了。
邸报的出现和“论衡”版的开设，极大地激发了整个大唐读书人的参政议政热情。每日，长安城的茶馆酒肆里，随处可见一群群的学子文人，手持一份邸报，或高谈阔论，或引经据典，辩论着国计民生，臧否着时事政策。
思想的火花，前所未有地迸发。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辩论多了，大家发现，很多问题，仅凭着四书五经里的知识，已经无法解释和解决了。
比如，有人在邸报上提出，为何同样一块地，种上太子殿下推广的土豆，产量就远超粟米？这背后是什么道理？农部的官员只能含糊其辞，说是“地力”不同。
又比如，为何太子殿下设计的曲辕犁，就比直辕犁省力？工部的官员画了图纸，解释了半天，很多文人还是听得云里雾里，觉得这是“奇术”，而非“正道”。
还有，随着海贸的开启，许多来自海外的新鲜事物涌入大唐。那些金发碧眼的胡商，说着奇怪的语言，信奉着闻所未聞的神。他们的世界，与儒家典籍里描绘的“天下”，似乎完全不是一回事。
知识的壁垒，出现了。
旧有的，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日益开放和复杂的大唐了。
一群最有声望的大儒和国子监的博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以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为首的十几位鸿儒，联名上了一道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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