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魂落魄地回到租住的筒子楼，还没上楼，就听见房东大嗓门的嚷嚷声：“……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爹住院了！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让你赶紧凑钱寄回去！电话号我给你放桌上了，赶紧的！别死在我这屋里！”
轰隆！又一个噩耗，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我刚刚承受了重击的心上。
父亲！我冲进房间，抓起桌上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打通电话，母亲在那头强压着哭腔，声音里充满了无助和焦虑：“家保……医生说手术不大，但前后也得要……要一万多块，家里实在……”
一万多块。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我所有的积蓄，加上刚预支的半个月工资，扣除被讹诈的两千，只剩下不到八百块。
挂断电话，我瘫坐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窗外是工业区污染导致的、永远灰蒙蒙的天空。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一波接一波地涌来，试图将我彻底淹没。工作的刁难、同事的排挤、命运的戏弄、家庭的负累……所有的一切，都化作沉重的枷锁，死死地勒紧我的脖子。
为什么？我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已经低到了尘埃里，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
就在我被负面情绪吞噬，几乎要彻底崩溃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泣声，还夹杂着一种用头撞墙的沉闷“咚……咚……”声。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叫小雅的女孩。二十出头，在附近的电子厂做工，很安静，有些内向，见面总会小声地叫我一声“张叔”。她似乎也没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
这哭声……不对劲。那不是悲伤的哭，更像是一种绝望到极致的、濒临崩溃的嘶哑哀鸣。而且，那撞墙的声音……
我强打起精神，凝聚起这些时日艰难修炼出的、微弱得可怜的那一丝灵觉，小心翼翼地探向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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