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完玉米杆，接着请水牛养殖户犁田耙地，把旱田平整如初后再放水抢栽秧苗。
收玉米，犁田，插秧，只有一个月时间，所以叫双抢。
搞双抢，我最怕的是蚂蝗。这种水生软体动物，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农村的田、沟、塘、渠、溪，到处都有它们虎视眈眈的身影。一听到人下水的声音，便争先恐后地游来，强大的吸盘紧叮腿部，快速咬破皮肤，注入抗凝血剂，饱餐后，蜷成一团滚入水中，溜之大吉。那时我对蚂蝗又憎恨又无可奈何，刚卷起裤管下田，总是一边干活，一边会紧张地盯着腿，随时防备蚂蝗的入侵。可那些家伙太狡猾，一不留神就吸到腿肚上，等到皮肤发痒，它们早已腆着肚子逃之夭夭了。累到天热人乏，渐渐地就麻木了，任由蚂蝗大快朵颐。有时走上田埂，脚一跺，几条大肚蚂蝗便滚到地上。伤口流出的血，很快染红了脚下的水。我气不过，用镰刀把它剁成几截。这家伙修复能力超强，过不了两天，每截修复成新的蚂蟥，实在是无可奈何也。
插秧是一项辛苦的工作，7月的酷暑没有一丝凉意，天没亮我们就赶到秧亩地里拔秧。然后挑起沉甸甸的担子，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再把秧苗把子抛撒到田里，然后一字排开到水田里插秧。
如火的骄阳在头上烤着，水田里的热气不断地向胸前、脸上扑来，我一边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边拖动着泡在泥水中的双腿，一滴滴的汗水混合着泪水流入水田中。
有时天都黑了，蚊虫飞舞，脚下还有蚂蟥随时叮咬。乡村宁静，万籁俱寂，插秧的声音在水中有节奏地响动。这个场景，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插秧比锄禾辛苦多了。
1986年夏天，上海某食品厂招收临时工做月饼，为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元。兄弟俩经过协商，决定让文山跟我一起去。
上海话其实并不难懂,因为有很多官话在里面。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即便说不了吴侬软语，却也能听懂大半。然而，上海人自高自大，除了本地人，苏州、无锡都是乡下人，“阿拉上海拧”充满了上海人的得意和对外省人的轻蔑。
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一味地骄傲，我去后分在成品仓库，天天打包、发货。两位师傅忙过不停，我干多干少都不计较。
仓库很小，有位师傅名叫王景昌，他把存货架都写上编号，月饼进库时，哪儿有空放哪儿，他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发货时一看账本，就知道哪种月饼放在哪个货架了。仓库看起来很乱，不过账本上有存放位置和进货日期，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且都是先进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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