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表惟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邪？上风吹之，五里闻香”。
这是曹丕《与朝臣论粳稻书》的句子，也是后来划分田亩让洛阳典农部种植新城稻专供皇室、额外增加劳作的真实写照。
在人力固定的情况下，额外增加劳作其他事情，典农部的田亩自然就因为劳力不足而难以迎来丰收了。
但关键是，官民分配的额度是不变的，洛阳中军的粮秣是万万不可短缺的。
因而歉收的部份，就只能摊在士家的头上了。
而冻毙，则是被遮掩起来的现象。
随着曹叡大兴土木愈演愈烈、在后宫奢侈挥霍越来越肆无忌惮，致使国库亏空，为满足一己私欲，除了对百姓苛捐杂税外，还让士家负担皇室林园内的狩猎与皮毛商贸等力役，令士家一年四季到头都没有空闲的时间。
在达官贵人犹恨“狐裘不暖锦衾薄”的年代，每一年岁末的天寒都要夺走很多人的生命。
没有时间外出樵采的士家，没有砍伐的木柴可取暖、没有山草与枝叶编制的席被可驱寒，自然也就冻毙无数了。
这就是杨阜无法清查下去的根本原因。
一切源头都要归根于魏国两代君主，而不是典农部主官的推脱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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