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疗养院，一周后
严锋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
早上七点起床，在阳台上看日出；八点吃早餐，之后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十点，罗斌或者其他审查人员会来“聊天”；下午午睡，或者看书；晚上看新闻，九点准时睡觉。
重复，单调，像一台被调慢的时钟。
今天罗斌没有来，来的另一个人——五十多岁，国字脸，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有佩戴任何标志，但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久居高位的从容。
严锋认得他，周副主任，他见过照片，也知道他在陈处长被调整过程中的角色。
“严锋同志，”周副主任在他对面坐下，语气比罗斌温和得多，“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
“挺好的。”严锋说：“谢谢关心。”
周副主任点点头，没有立刻进入正题，他看着远处的海。
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父亲，我见过一面。很多年前了，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他给我的印象很深——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有分量，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人，是能做大事的。”
严锋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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