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开海运，大臣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在同年七月，就开启了多条运输航线的尝试。
八月，陈瑄督运粮饷近五万石，由海路至北京、辽东，此次成功鼓舞了朝廷海运漕粮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航路是由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利用卫河水陆转运的办法，河、海兼运的运输方式，两年后，海运漕粮“岁以为常”，最终确立。
不过当时的漕运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江南漕粮海运北上，每年达１００万石，于是在北端的直沽尹儿湾城建百万仓外，又在南端的嘉定县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
二是河运由淮河、黄河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运１７０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
三是开辟了从临清仓向北京运送河南、山东粟米的运道。
不过后两者均为民运，在运量与专业程度上远不如官军海运重要。
总之，自洪武初年到成祖肇建北京，虽然一度罢黜海运，但总体而言，运输方式仍承元人之旧，仍实施“水陆兼挽，参用海运”的运输方式。
海运仍面临风涛之险，但内河还无力承担大规模的漕运任务，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运输方式，是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
永乐十年，尚书宋礼力陈海运之弊，提出调整河海并行的漕运方式，加强河运漕粮的比重，建议三年两次海运，调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食一百万石，从河运至北京。
恰在此时，平江伯陈瑄治理江淮间河道成功。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