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就讨论起如何把余切运作进文学院的进修班。因为余切本人还未毕业，却成了文学院的教师，这多少有点惊世骇俗。
王濛早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理：“我们的进修班要开设半年，你先来当助教，也是教师！你要是拿了文学大奖，再顺理成章的成为正式教师，开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余切呀，虽然你卖得好，却缺乏一些重量级的荣誉。”
可不是嘛，茅盾文学奖原先四年一评，甚至全国优秀短篇奖都有两年一评的历史，而隔壁的芥川奖一年评两次——可想而知，大陆的作品发的太多，给的荣誉太少。
作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之后的十多年，迅速的推出中篇奖（85年）、鲁迅文学奖（97年）、京城文学艺术奖（98年），老舍文学奖（99年）等一系列奖项。
因为奖项创建过于滞后于作品，导致一些名满天下的作家首次文学奖项是外国人给的。
譬如余桦一直到98年才拿到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此时他已经成名不知道多久了。管谟业头一个文学大奖是“冯木文学奖”（01年）……是的，就是眼前这个老头冯木钱设立的。
然而，管谟业早已有些名气了，他有几篇发去了《钟山》、《收获》杂志。最终，管谟业把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的野鸡奖刷了个全，终于在新世纪的2011年拿到茅盾文学奖，然后第二年获诺贝尔奖——相当于一个人刚被批准拿驾照，然后开f1夺得世界冠军。
这导致一个bug：在新一代作家中，许多人创作巅峰期均无大奖，使得完全没办法以奖项来论各自的地位，因为全是零蛋。
而销量恰恰是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是反面的因素。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余切是否能拿个文学大奖呢？
王濛可谓是用心良苦：如果拿了，就是正式教师，如果“如拿”，就是助教，实际也是教师，但这样可以使余切少一些麻烦。
冯木还惦记着余切搞的文学理论，他说：“余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文学见解。你既然对伤痕文有你自己的判断，应该写成论文，发到《文艺报》上……我给你开绿灯，你发什么，我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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