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的时间，对赵振国而言，既是煎熬，也是沉淀。
他将自己关在思想的斗室里，与脑海中的未来对话。他梳理着恢复高考后涌动的人心，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安置压力，城市人口膨胀与住房短缺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必然的趋势——现有的福利分房体系难以为继，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是迟早要走的路。
甚至可以由国家主导，试点成立专门的房地产开发机构，盘活土地资源，建设商品住房。
他知道这些想法在当下何等“惊世骇俗”，所以下笔极其谨慎，引用了大量公开的统计数据，论证住房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尝试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设想寻找合法性，反复强调这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搞活”，目的是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时间在笔尖的沙沙声中流逝，终于到了《友好条约》正式签署的消息。
条约签署后的第三天，傍晚时分，赵振国骑着摩托车走进胡同口，就看到自家院门外停着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212，车旁站着两个神色严肃的中年男子。
邻居们远远地看着，低声议论着。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其中一位年纪稍长、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上前一步，打量着他，语气平板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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