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帝登基以后，吏治改革的声音，就逐渐甚嚣尘上。
屡屡有人上书，要求整顿吏治。
无论是内阁朝臣，还是言官，乃至地方，都纷纷奏请此事。
其中有赵贞吉的《三几九弊三势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甚至连王崇古都奏请过此事。
而此后高拱执掌吏部后，更是将此事推向了巅峰。
仅仅是去年一年，就处置了外地赴任虚报日期领空饷之事；纠劾了宗人府任命派往云、贵、两广等地的官员无能；整顿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三司“奸贪苟且”之事；勒令了公差必须依照规定的期限回京，以至于法办逾期者数十人；定制升迁任期必须到任后才可计算，又借此法办虚报者数十人等。
如此大大小小数十次贪腐案由，陈年积弊，在朝野内外掀起了极大的风潮。
但这些，一直以来都是以吏部上疏，皇帝批阅的形式进行的。
同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准则，“百官无事可依”。
而今的廷议，就是准备在京察与大计的基础上，施行新的成文明法以革新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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