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项羽分封诸侯，看似将刘邦放逐至偏僻蜀地，却未料这片被秦岭与大巴山环抱的沃土，恰成汉军崛起的根基。
蜀地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成都平原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已运转数百年，粮食产量冠绝天下。
刘邦令萧何镇抚巴蜀，“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仅用四年便从汉中出兵，以巴蜀粮秣支撑垓下决战，最终奠定汉室四百年基业。
苏允的明军入蜀，与刘邦的战略如出一辙。
当他的铁骑踏过剑门关时，看中的不仅是蜀道天险，更是成都平原“一岁再获”的稻米、利通天下的井盐与能工巧匠辈出的手工业。
逻辑是相同的，在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父子虽先定关中，却始终将四川视为后方重镇。
公元618年，李渊派李世民之弟李孝恭经略巴蜀，“开巴蜀之险，通荆楚之津”。
四川的价值在安史之乱中更显——唐玄宗避乱入蜀，依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屏障，得以在成都重建朝廷，号令天下勤王。
彼时的四川，既是避难所，更是平叛的兵源地，“剑南之师，甲于天下”。
苏允面临的局面与李唐有相似之处：当他从陕西南下时，四川的“四塞之固”使其既能抵御大宋的反扑，又能作为进军湖广、岭南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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