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则是靖康之难后陷入危机，宋室南渡，朝廷需要寻找替罪羊来承担历史责任。
宋高宗将这个责任推到了蔡京和王安石的身上，将他们描绘成国家的罪人。
因此，章惇这些推行变法的人自然也被视为误国奸臣，成为了众矢之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便是自从在正史中设立《奸臣传》后，中国历史上便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毫无疑问，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然而，对于像王安石这样的大人物，虽然他的名声很大，但是可能因为他的政策和风格过于独特，并没有被列入《奸臣传》。
然而，对于蔡确、吕惠卿和章惇等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这些人在政治上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他们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以他们被用来承担北宋亡国的罪名。
至于有人要拿章惇迫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来说明章惇是个奸臣，这个事情梁启超说得很明白。
梁启超的话挺长，大意便是：章惇不过是将旧党对他们所作事情对着旧党做了一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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