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来，大金各地的总管府、节度使府兼领军政事务，但这批总管和节度使们，有相当数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岭和密谷口的惨败中。而作为辅弼的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也随着蒙古人的入侵，被打得稀碎。
所以从大安三年开始，大金地方军政人选的任命，就陷入了失控状态。
中枢几乎不能及时填补地方的官员空缺，而纵使遣出人手填补了空缺，这些官员又不得不自行其是，与中枢形同隔绝。
比如说，按照制度，地方军将发兵三百人以上或征兵，都需要尚书省奏请虎符，近侍局交付虎符，尚书省再备录圣旨，然后专使携符信驰送至彼。但实际上当着蒙古人铁骑纵横，谁有时间候着朝廷旨意？
无论是面对蒙古人的最前线还是后方，各处镇守军将和地方豪杰，全都在自家签军、自家征粮、自家打仗，自家修建堡垒，卫护乡里。
这种情况下，朝廷中枢和皇帝本人，在决断军政大事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失控的状况。
皇帝的视野只能及于中都城墙之内，出了城墙，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
听说哪里打输了？怎么输的？输成什么样了？不知道。
听说哪里打赢了？怎么赢的？赢在了哪里？也不知道。
在这种失控局面下，任何指挥、调度都成了空谈，皇帝能做什么？敢做什么？
自古以来，每当外敌强盛、皇纲失统，这种局面必然发生。如果摆脱不了这种局面，皇帝或者中枢就别想有所作为；既然皇帝和中枢毫无作为，地方又怎么会尊奉中枢呢？如此一来，大金国就势不可挡地走向分崩离析。
皇帝想要摆脱这种局面，手段无非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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