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