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美国、日本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的电话元素，比如最简单的‘来电留言’，在中国都还没有形成某种‘文化意象’，就从身边溜走了，这实际上颇让人无所适从。
但这些只是表象，只是外物。就像我的这篇，人物灵感来自于《包法利夫人》一样——1850年的法国，也是一个一切都在迅猛变革的时代，为什么福楼拜可以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间隙，创作出不朽的经典？
因为他真正克制住了塑造一个宏大世界或者伟大人物的冲动，肯‘坐到’这个庸常无趣的女人身边，把她的精神世界和洪流般汹涌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挖掘出了她内在的生命力，从而折射了当时整个法国社会施于她的不公。
于是藏在飞速丰富起来的物质下真正的精神危机就浮现了出来。
福楼拜直面了那个时代！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一流作家们还习惯去写‘非常人’与‘非常事’——当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写的是平常人，只不过比平常人长得漂亮点、性格坚强点、人品善良点、意志坚定点……
我不想写这样一个什么都比‘平常人’强一点的‘平常人’，所以有了《画皮》，所以有了「徐畅畅」，有了「江爷」，有了「李默」。
我相信读者作为群体，拥有足够的智慧，不至于把《画皮》当作一首物质的颂歌。”
说完这一长串话，张潮累了。他从桌子上找了个橘子，慢条斯理地剥着，然后一瓣一瓣塞进嘴里，悠闲地吃着。
《十月》杂志社会议室凝固成了一幅油画，只有张潮一个人物在动，此外就是几个男编辑手里忽明忽暗的烟头，和袅袅而上的烟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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