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张潮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冲击。身为60后，他很难理解张潮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从何而来。
向西方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谦卑一点怎么了？到时候捧回大奖，光彩的不仅是自己，还是全中国人民啊！
不过身为职业记者，他还是很专业地问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会不会太激烈了？毕竟我们的文学在8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巧和理念，其中就包括……包括你的一些老师。
要知道，正是他们积极开放的求知心态和探索精神，才让中国文学奋起直追，有了今天的成果。如果作家们都像你一样拒绝来自外部的评价标准，会不会让我们的文学再次走向闭门造车？”
张潮道：“第一点，我只能讲——欢迎对号入座！如果觉得自己被这些话羞辱了，那只能说明自己做贼心虚吧？当然，我不主张任何人拿这些观点硬拉谁入座。
而第二点……拒绝符号化的国际认证，不等于走向文化封闭。相反，这是为了以更平等的姿态参与文明对话。我觉得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很多都有这样的自信。
比如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对上海内在肌理的深刻解剖，让整个世界都读懂了这个城市；还有余华老师的《活着》，展现了生命的极致韧性，穿越时空引发了读者的普遍共鸣。
我们可以从思想的、技巧的、理念的、哲学的、社会的……种种角度说这些作品有种种问题，但它们都充满诚意，而不是投机。
投机主义创作本质上是精神早衰的表现。真正的文学先锋性，应该体现在对汉语可能性的探索，而非对文化猎奇的迎合。
只有这些果子成熟了、又落在了地上，才能形成真正的沃土。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说过这么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中国文学也是一样——自卑当去，迷思可存，今日之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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