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本从酝酿阶段，就有一种强大的情绪力量冲击着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观念——写作固然是高度个人化的事务，但是当你有这么多关注者以后，还否认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就太虚伪了。
中国人的迁徙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思考，让我这次的创作过程非常沉重、也异常艰难。但写完以后，我也有了一种明悟——
我必须拒绝这场被过度符号化的会面，这不是对马悦然院士个人的不敬，而是对文学创作本体价值的坚守。”
白岩松道：“哦？过度符号化的会面？你为什么会这么讲？”
张潮道：“你难道不觉得这次会面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病态’吗？忽然有人从万里之外传来一个消息——‘马悦然指名要见那个叫张潮的小子’——然后我就被一个电话薅到燕京，又是座谈会又是个别谈话……
哦，还有报纸上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回，记者的采访邮件把我的邮箱就塞爆了。弄得好像我见他是件多么重要的大事似的……”
白岩松马上问道：“不是大事吗？马悦然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据我所知，他很少会提出想见一个像你这么年轻的作家。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荣幸吗？”
张潮想了想才道：“荣幸？如果从他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来说，他愿意和我聊一聊，确实是我的荣幸，我也很尊敬他本人。
但是不能是在这种氛围中。这种病态的狂热气氛，我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文学对话，而是被上升到了不属于它的位置，它也不能承载这场对话所肩负的某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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