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村上作为“不够日本”的日本作家代表，一旦获奖就相当于得到了一张具有批评豁免权的牌照，会让许多人感到痛苦。
另一方面，在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奖以后，村上春树几乎是日本文坛唯一从年龄到作品水准，再到国际影响力综合考虑，具备诺奖竞争力的作家。
像多和田叶子等几人虽然也不错，但显然还未进入到成熟的获奖周期。
这些都源于日本文学界对诺贝尔奖文学的复杂心理。获得诺奖，意味着日本文化被西方的评价体系承认，这对于文坛来说，具有相当的振奋效果，甚至可以带动一波文学书籍的销售。
但日本文学特有的“物哀美学”与诺奖偏好的“普世叙事”又存在某种相互排斥，例如三岛由纪夫曾公开质疑诺奖标准，认为其本质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收编”。
二战后的日本文学还始终存在“赎罪叙事”与“民族叙事”之间的角力。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奖，其作品《个人的体验》被西方书评人解读为“战后反思”。
日本国内就有不少人批评其刻意迎合了诺奖偏爱的“受害者视角”，这种价值撕裂左右了日本文坛几十年。
这种复杂性本质上源于日本作为非西方的文化体的特殊处境：既想借助诺奖实现文化输出，又需警惕被西方话语体系消解主体性。
不过村上并不关心这些，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对于早已经累积了数十亿日元的资产、又有国际声誉的他而言，诺奖还是给那些“穷”作家好了。
这时候他忽然明白老友向自己推荐张潮的另一层原因，而自己又确实对张潮另眼相看的原因——年少成名，又早早地实现了财富自由，可以只为自己的兴趣写作……
远在中国的张潮，尚未感受到从日本吹来的这股大风，他刚刚完成了《原乡》这部，并且开始寻找合适的出版社。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