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老师写《檀香刑》时可能参考过三岛的《金阁寺》不假，但他去年出版的《生死疲劳》里，那种六道轮回的魔幻叙事，日本作家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有这样笔力的人物？
而且我们不要被这篇文章误导了——文学不是奥林匹克，非要分个金银铜牌。”
“但市场会分！”马利军突然插话。这个做过图书经销商的油田作家举起手机：“日本作家和作品进入中国，我们的图书市场永远是奉为上宾，如果是村上春树、渡边淳一就更不得了了，新书译本要恭恭敬敬摆在书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但是中国在日本呢？九十年代两国文化组织倒是搞过一次‘中华登陆日本’的活动，一口气在日本推出了20多本中国，但是不到半年，这些在书店就和‘中华料理’——比如《饺子大全》《川菜图谱》——摆在一起。
人家当我们是文化土特产，我们还在争论文学高低？所以这种差距客观存在，并不是我们说一句‘不论高下’就能掩盖得了的！”
短短十分钟时间，课堂里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这也是张潮希望看到的。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到底是否落后于日本文学，是一件并不值得讨论的事。首先创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艺术活动，整体水平与个别水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他也不认为获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本国文学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国家兴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质，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几个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但估计没几个中国人想做哥伦比亚人。
张潮是想通过这个讨论，窥探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通过讨论，破除某些执念。他很高兴的一点就是，至少没有人把“遣日使”这个词单纯作为贬义的象征符号进行简单的否定。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念道：“注意，讨论焦点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中国文学是否只能依靠‘遣日’这种行动，才能完成转型或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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