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曾国藩定下的规矩是，新兵训练一个月，合格之后即可出征。其合格标准为：
“一、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二、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三、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四、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继光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五、练马枪抬枪，必须以打靶校准。”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训练湘军新兵，重在体能训练。不说专业参谋班子、兵种间协调指挥等专业问题，曾国藩连排枪射击这种基本战术都未提及。
这样的湘军，并未从根本上脱离传统军队的模式，仍以太平军这种低素质军队为主要对手。以曾国藩的才智、思维局限性，他也想不到引进西方军队制度这个层面。
刘长佑的湘军属于湘军中的偏支，即江刘系湘军。江忠源死后，刘长佑为江刘系领袖。刘长佑的才能更不能与曾国藩相比，练兵打仗多遵守江忠源的遗规。
眼见左七军大军压境，刘长佑左右为难。他可不想重蹈王錱的覆辙。
刘长佑于1849年率乡团击败天地会李沅发起义军，受到江忠源赏识，归入江忠源军中。征战多年，刘长佑虽是江刘系湘军统帅，却仅是个“补用知府”。
刘长佑明白，手下的五千湘军是他功名富贵的本钱。他不像曾国荃那样，有曾国藩作靠山，失败之后可以重来。刘长佑不能失败，哪怕丢下醴陵，也要保存实力。
眼看部队不能阻止左七军渡河，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伤亡，刘长佑毅然下令放弃抵抗，率军撤回醴陵。
吴捷率军渡过萍水河，却并不急着围攻醴陵，而是连夜在城西、城北布置兵力，试图全歼刘长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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