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8年与1759年之交，腓特烈在评估自己的处境时，有理由对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乐观。直到1759年春季，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都安然无恙。俄国人已经被逐出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瑞典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也没有能力真正威胁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既没有意愿。
在西线，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即使没有进入名将的行列，至少也是“出色的平庸将领”了。这年夏季，在得到了一支一流英国步、骑兵分遣队的增援之后，斐迪南发动了一次佯动和机动战役，迫使他的法国对手不断调来调去，最终不得不完全撤离汉诺威。心怀感激的英王乔治给了斐迪南2000英镑终身年金，腓特烈也给了他元帅头衔，这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清理之中的事情，不足为奇，然而，腓特烈没有给予额外的金钱奖励。
尽管如此，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来，腓特烈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在战术层面，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时期相比，战场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对奥地利人的表现，腓特烈特别印象深刻。1758年冬季，他编纂了一套《反思》，称赞了彼时奥地利人选择和加强其营寨及阵地的技巧。奥地利人不仅在构筑堡垒和工事的时候展现出旺盛精力，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他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纵深，井井有条，即使敌军最初取得了突破，奥军依然能依靠圈套和陷阱来化解敌军的冲击力。
腓特烈还注意到，奥地利人巧妙地使用了多兵种协同战术，他们用骑兵引诱对手进攻，把步兵集中起来伏击进攻者，最后用周密部署的火炮来粉碎敌人。
尽管如此，腓特烈断然否定了一切关于奥地利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的说法。但他的文章多少有些遗憾地承认，面对可以选择阵地的奥军，科林模式的正面进攻几乎毫无胜机可言。普鲁士步兵通常向高处仰攻，他们的步枪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他们的奥地利对手，几乎完全不像战前制定的战术理论所说的那样，被上了刺刀的无声挺进的步兵吓得魂飞魄散。现在，国王急于利用奥地利人在部署方面的错误，同时，充分利用战场上无人占领的地域带来的机遇。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热衷夺取高地充当炮兵阵地，尽快把尽可能多的火炮推进炮台，用火炮为其他兵种的进攻提供火力准备。
然而他的一些错误，似乎并没有在这一系列反思当中得以纠正。国王否定奥地利人在炮火打击下继续顽抗的意愿，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可以否定的。因为在这方面，1758年的奥地利军队并不比其他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更出色或更差劲。重要的是，腓特烈坚持在没有火力优势，甚至在火力稍弱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这就像用棍棒迎战火枪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与1756年普鲁士参战时遵从的战术原则截然不同。通过反对发动像科林或布拉格会战那样的全面进攻，腓特烈进一步表达了谨慎持重的意向。腓特烈宣称，那样的进攻风险太大。让一个侧翼不参战，而只让全军的一部分参战，可以确保在战败的情况下存在一支掩护部队。腓特烈坚持在敌军战线上选择一个突破点，向那个点集中开炮，继而派出步兵突破它。如果在某个点上突破敌军战线，那么就可以摧垮全线敌人，就像在各处都取得突破那样有效。但是，确保进攻矛头的侧翼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投入进攻的步兵营击中了目标，那么保持进攻的良好态势，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在发动局部反击攻打组织混乱的敌军时，奥地利骑兵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因此保持进攻部队井然有序也很重要。
腓特烈的某些观点不可思议地提前揭示了英、美指挥官得出的，关于1943到1945年打击德国军队的最佳手段的结论。井然有序的纵深防御，精湛的多兵种协同战术，迅速反击陷入混乱的敌人——这套模式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希特勒的德国国防军，而非玛丽亚·特蕾莎的奥地利军队。尽管如此，尚有争议的相似之处，凸显了腓特烈对奥地利军队的高度尊敬。事实上他认为，要取得针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决定性胜利，唯一办法就是把奥地利的将军们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上萨克森的森林、山岳、崎岖土地上引诱出来。另一方面，腓特烈认为，下西里西亚平原是歼灭奥军的理想战场。他完全能够预料到奥地利人的贪婪，或者更准确地说，玛丽亚·特蕾莎收复失地的决心，会引诱哈布斯堡军队最终走向灭亡的深渊。
在国王陛下在已经犯下错误的情况之下，竟仍然坚持这样的判断，又怎会不让他陷入接下来长达数年之久的被动局面当中呢？
1759年，将会是他人生最为危险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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