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长宜张大了嘴，半天才说：“真的要……要取缔？”
“是的，这个呼声最近很高，长宜啊，我们开始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彭长宜低下头，半天才抬起头，说道：“那我们能不能提前做些工作？”
“能做什么工作？又能怎么做这个工作？”江帆反问道。
彭长宜想了半天，重重叹了一口气，痛苦地说道：“市长，为什么我们当初想到这一层了，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
江帆看着他，也很苦恼地说道：“因为我们太拿工作当事业了，甚至当做神圣的事业，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不能对上级的指示提出质疑的，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句话，成了一切新生政策的挡箭牌，说实在的，谁不怕丢官帽子，你怕，我怕，我们的上级领导也怕，我们的上上级领导还怕，推己由人，从上到下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项工作有风险，即便提前预料到了也没有办法，服从命令听指挥，就是这样。”
彭长宜也深深叹了口气。
江帆继续说道：“其实，有些决策的确可以做到规避风险，只是有的时候不具有普遍性，这种可能就被淡化了，或者说被淹没在美好的愿景之中了，再说得尖刻一下，是被淹没在庞大的政绩工程中了。”
彭长宜感到今晚江帆似乎很悲观，而是有些提不起来精神，甚至见了丁一也没有表现出惊喜，难道只是因为群众围堵企业大门的事吗？还是因为国务院要清理取缔农村基金会的事？
这时，彭长宜握在手里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一怔，迅速摁下接听键，果然，是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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