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追求理想状态的压力下，同志们的发展并不完备。导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同志们并不认同其他生活方式。而其他的生活方式，往往是更加低级趣味，更平凡，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更不上进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左右之争”的意义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何锐知道自己没办法说服同志们，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何如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为了能够最快速度的提升中国的战争实力，何锐不得不放弃全面发展，只能先打造出一个理想化的组织模式。
但此时也不能说些什么。何锐便将问题的格局降低到一个省级部门应有的层面上。
“同志们。我们以武汉为例，我们要让有可能达到的1100万武汉人民如何生活在武汉这座美丽的城市。这无外乎衣食住行。而且随着第一次货币革命的完成，以及第二次货币革命的开启，当下的人民虽然还有着浓厚的农业社会的生活理念，但是其生活方式已经不可避免的货币化。
工业化的社会中，挣钱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产方式，而是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基础。在党校培训中已经反复向同志们讲述过，工业化国家社会财富是人民的工业化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简单的物资、商品、贵金属或者钞票。
我看了湖北同志们的方案，这种方案的出发点依旧是工业化生产，其中提升人民生活方式的内容不能说没有，却明显不是主要考虑的方向。
当然，我并不认为同志们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因为同志们已经能够自觉的认识到产业发展，并且努力去发展产业。
但是，产业发展本身需要的是社会消费。而社会消费内容并非只有简单的生产与生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生活！
我们通过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构建成了亚洲与非洲广大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些地区对中国来说，是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原材料市场。也就是说，同志们通过发展产业获得了生产力提升，提升的生产力将增加出海量的商品。而这海量商品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被广大的市场所吸收。
那么谁愿意回答我，国内赚到了利润后，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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