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在高速工业化下的城市化意味着治理压力全面提升。但人口增长毕竟有限，我问个问题，同志们认为武汉这座城市会发展成多少常住人口的城市？”
武汉市委书记以及市长都是湖北省委的委员，一众目光就落在了武汉市长身上。市长并没有慌张，他思索一阵就答道：“现在武汉市有400万人口，我认为能够达到600万。”
何锐摇摇头，“在中国持续工业化的时代，武汉人口的顶峰大概能达到1100万。”
湖北的领导干部们神色都变了，他们可是很清楚人口对于社会管理能力是多么可怕的挑战。现阶段即便是战争时期，社会管理力度很大，判案都倾向于严判。依旧没能完全压制住武汉各种违法犯罪事情。尤其是武汉人口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近一倍，从240万增加到了400万。犯罪案件增加了3倍不止。
面对治安压力，湖北省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成了党和政府内对立的新内容。
如果何锐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口再从400万增加到1100万……光是想，湖北省委同志们都觉得脑壳疼。
何锐当然知道同志们的想法。因为何锐至少听说过70-9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那时候中国因为完成了基础教育，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一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果然在何锐与湖北同志们的交谈中，何锐感受到了湖北内部的对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之快超出同志们的想象，尤其是战前3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让文明党内同志们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述的“经济危机”有了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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