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会认为人人都是好人，但很多人并非是为了为恶，而是他们所依赖的资本运营模式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就必须按照某个模式运行。
就如当下苏联的内部斗争一样。我认为参与斗争的每一个苏联领导人都希望苏联更好，但是以他们现在的能力，他们只能靠夺取其他人掌握的资源，由他们来运行，才能执行他们希望的路线。”
“我认为苏联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很强。”李润石含蓄的表示着反对意见。
何锐反问：“难道中国70%以上的人口在当下成为工业人口，我们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就很弱么？”
“……主席是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与战争有关，而是国家的制度问题？”李润石问。
何锐点点头，“只要能够提升有效社会服务能力，中国就不可能失败。可即便是中国赢得了战争，也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够在接下来的工业化中不出问题。由于中国现阶段承担起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我们会遇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能够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社会服务。我认为这对你来说，是非常严肃地考验。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是资本的朋友，也不是资本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利用资本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量令人血脉偾张的恶性事件。能否抓住问题的核心关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绝不是简单的一纸文件勒令某些行业停业就可以解决。资本在国家中的影响力越大，人们受到资本异化的就越厉害。我们要提供的是社会服务，提供更好的生活模式。为人民提供全新的生活模式，在未来信息化的世界中非常难。在那个时代，人民可以从新的通讯工具中获得巨大的资源，甚至在政府得到一些地方消息之前，这些消息就传播开了。那时候，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难度之大，根本不是现在能想象的。”
李润石只觉得此时的何锐好像用一种穿透了未来的视角看世界，不过李润石并不怕这些挑战，他答道：“主席，我希望能听你的描述。不过当下的工作难道不是讨论是否援助苏联么？”
见到李润石貌似有些受不了，何锐转换了话题，“我之所以对于主动援助苏联有些顾虑，是因为我担心我们的援助会导致苏联内部矛盾的激化。等苏联主动请求帮助，意味着那时候的苏联内部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帮助不会对苏联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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