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不想再谈未来了。不是我不愿意为国家效力，而是我已经决定，这次战争结束后，我就要辞职。所以我不想让主席对我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吴有平说道。
何锐只觉得心脏仿佛被一根细线勒了一下，有些生疼的感觉。看向吴有平，就见这位年近50岁的老战友头发花白，皱纹虽然不多，却完全掩饰不住疲态。从1915年到现在，吴有平已经工作了27年，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绝不是形容词，而是吴有平的生活描述。
吴有平的生活是早期投奔革命事业的同志们的代表，每个月工作与学习时间以360小时起，400个小时是常态。在极端情况下，例如东北政府与日本的战争期间，每个月工作48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批同志们的常态。
何锐也不例外，那时候每天睡觉时间不到6小时。以至于东北政府与日本战争结束后，何锐心情放松下去泡澡，差点因为在浴池内睡着而淹死在浅浅的浴池内。
为了国家的建设，这一代人奉献了太多。何锐心中那股痛感刚消失，歉疚之情油然而生。这些同志就如同甘蔗在压榨设备中反复碾压，逼出他们所有精力。吴有平想退休的打算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何锐还是很不舍，叹道：“有平，你可以少承担点工作。”
吴有平果断摇头，“要么干，要么不干。少干点算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时代的变化太残酷，让我们刚建设出来的一切转眼就要被迫放弃？”何锐试探着想劝说。
吴有平再次摇头，“我与周树人先生谈起人生，他说但愿死后速朽。我当时还觉得这是文人的矫情。现在看，若是我们所建构的工具真的能很快因为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而被抛弃，才是我们的光荣。”
何锐忍不住打断，“你所说的其他的我都赞同。但是周先生的确因为不懂工业，的确有些文人的矫情。”
吴有平笑了笑，“这个不重要……不过感谢主席的赞美。就社会发展来说，我已经懒得考虑过去之我被现在之我所否定。但是我现在真的没精力继续干下去。至于主席所说的社会筛选的看法，我完全认同，但是想起来社会发展中公平与平等的对立，以及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不可兼得，我心里面挺难受。
除非到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外，竟然完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我觉得或许只能等着李润石同志与其他同志研究的社会主义定价模式真的有了突破，才有可能解开这个问题。”
何锐听到这种问题就很自然的陷入到思考之中，听吴有平讲起这方面的问题，忍不住摇头，“这是牵扯到国家定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到底是优势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工具。这就牵扯到对人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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