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锐时代，这个风险名义上被何锐政府承担了，实际上被国有经济承担了。何锐去世后，这个风险被何锐留下的产业发展规划给承担了。因为李润石支持了何锐的产业发展规划，名义上是被李润石政府承担，这个风险实际上依旧是由中国政府承担。
李润石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却始终做不到。中国政府无疑是当下人类社会中最强大最有承受力的组织，如果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其他资本方更不愿意以当下很低的投资回报率来承担风险。
搞产业发展的风险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产生更有效解决经济与产业问题的能力，就轮不到中国在全球一骑绝尘。
这就是李润石感觉很遗憾的原因所在。何锐在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何锐预设了问题，并且根据其想象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甚至在何锐死后20年，何锐生前的设想依旧能够帮助中国将产业发展风险降低到完全可以承受的水平，帮助中国高速而且有效的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方式治国，肯定要出大事。
李润石执政期间，已经竭尽全力消除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唯心主义倾向。也通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唯物主义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有些事情却不是李润石能够解决的，甚至不是强大的国家能够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事情最终成功了，自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大家在事后的总结会议上分析不足，做自我检讨，被批评，甚至被惩罚。因为事情成功了，这些都能被接受。
但是失败了呢？
失败了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国家层面的损失岂是个人能够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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