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的三天一过，前去参加内阁会议的部门负责人带回来了大量任务。德国内阁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有可能要调整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倾斜度，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可以在保持公平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拥有极高的发展效率。
过去二十年中，西德与日本的发展虽然令人惊叹，但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没能超过中国。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国的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很大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日本现在的人口刚超过8干万，西德超过了6干万。与中国并非同一个数量级。
任何财富分配给10亿人，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就如中国1964年钢铁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0亿吨，但是从钢铁蓄积量计算，中国也只是刚达到了美国北方合众国各州的人均钢铁蓄积量。然而从1924年到1964年的40年中，中国生产的钢铁总量已经是过去500年中其他国家钢铁产量的总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倾向于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固定资产建设。中国走的发展道路在欧美传统经济理论中，属于降低财富流动性的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却蒸蒸日上，中国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
所以德国内阁要求分析部门进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然而事情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德国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排出代表团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协商，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量劳动性密集的低端产业开始加速流出中国。
根据欧美的经验，这种产业流动本身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中国将采用中国元升值，从全球购买廉价工业品的模式。让中国从一个工业生产国变成一个金融国家。
然而到了1966年，欧美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在过去40年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当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消失，而是直接转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更直白的说，原本大规模生产纽扣的企业转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纽扣的企业。原本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要么年龄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职业培训，进入大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或者电子组装线，变成了另外的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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