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何锐死的早，在何锐生前有太多更重要的其他主要矛盾，根本不能在以前进行这样的全面宣传攻势，通过梳理过往政策，从而给已经结束的矛盾盖棺定论。
现在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如果此时不去盖棺定论，暴露在外的过去的尸骨在腐朽后就会成为有毒蚊蝇的孳生地。也不知道是因为人民觉醒了，还是宣传的攻势太成功，以至于本以为会跳出来的反对者们都很安静，并没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
由于没有反对者出来唱对台戏，宣传部门准备的不少方案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在生活发展对比方面这个本来会引发很大争论的领域。
三十年前已经成年的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近三亿，所以各地不同阶层的人民生活水平都非常清晰。1946年普通民众的生活已经全面超过了三十年前小地主的生活。
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普通人可以在冬天吃上来自于南方热带地区的水果。只是在吃穿用住方面，城市普通民众享受到的社会生活在涵盖面上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中等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能够享受到的。
这种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变化就不能用“破产重组”来解释，而是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也就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曾经去理解。
1924年前的旧中国，国家的权力者们没有发展能力，缺乏国家发展意愿。民间虽然有意愿却没有能力。整个的无力化，导致了旧中国的全面绝望。
新中国则有能力有意愿，但是新中国没有全国的政权，这就是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革命战争胜利的结果就是中国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在新中国的发展中，何锐政府任用了一些旧时代的官员，与国内外的资本家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很多有利于双方的合作。但是这种发展的本质与旧中国完全不同。
当然，这些合作的确存在了剥削，以及过程中出现了贪污腐坏，违法犯罪，甚至是国内有人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但是这些问题的定性就不能用简单的不死不休的敌我矛盾来看待。为此，李润石还专门写了《论十大矛盾》的文章，来对这些讨论进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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