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反腐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些亲资本的媒体尝试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引导舆论。央媒立刻表示，反腐是长期的艰难工作，绝不搞运动式反腐。这样的舆论中，国内不少人觉得曾经期待的“来过一场”终于要开始了。
李润石并没有搞运动式反腐的打算。他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在文章中李润石指出了现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问题虽然很多，但是其本质在于中国成为工业国后，人民从工业体系中获得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更大的财富。基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文化、习俗、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人民在新的工业化社会中提升自己的去求，也无法满足人民安居乐业的需求……”
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国民日报以及各省的报纸都开始了系列文章。不仅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同样制作了大量对于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生活特点的对比。
何锐是在1915年才回国，到现在也不过31年。1946年的时候，国内在1915年前就已经成年的人口还有大概三亿人。这三亿人口能够提供太多的具体事实，宣传部门根本不用编造，光是实地采访，各种比较，就能拿出相当真实的数据。
李润石虽然认为何锐到死都没能变成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李润石对何锐的尊重。何锐数次对李润石强调，“宣传部门是一个攻势部门，一日宣传部门变成了衙门，那就是阎王殿。”对此，干过好几年宣传部长的李润石非常认同。
所以李润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强调，“对比，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用唯物主义的逻辑以及方法论去看待发生过的事情。忆苦思甜在政治角度上看，是为了维持稳定。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变动，社会变动则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只有理解了变化到底来自何处，才有可能意识到人民现阶段到底需要什么。
只要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就不用担心社会变化对政府稳定造成的影响。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员，人民的感受也同样是我们的感受。
党作为先锋队，更需要直面变化，直面变化对人民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变化背后的矛盾基础，以及如何应对变化所引发的问题。
而这次对比的目的是让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群众能够看到变化的内容，以及从已经发生的过往中理解到已经结束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变化中的主要矛盾结束后，从次要矛盾转化出来的主要矛盾，以及在全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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