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请主席给我讲讲您对美国高关税的路径依赖吧。”秦霆宇是真的很有兴趣。
十几分钟后，秦霆宇明白了何锐的思路，也觉得自己理解了何锐不愿意亲自去和财政部谈这个的原因。高关税的确是美国的传统，但是高关税能否解决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也完全看不出必然性。
高关税可以阻挡外国商品，给美国企业挤出来市场。而且美国商品在当下的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所以面对其他国家可能的经济报复，美国的承受力比较强。所以高关税并不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维持稳定的手段。
至于美国胡佛政府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并没有必然的把握。不过从政治角度去判断的话，美国采取高关税的可能性的确比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来的高。
谈完这些，秦霆宇的确感觉轻松了不少。在前往财政部的路上，秦霆宇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也有路径依赖。如果是农业时代的中国，政治的确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但是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呢？
想了一阵，秦霆宇突然发现，现在中国的路径依赖大概就是依赖于何锐的决定。如果是别人对秦霆宇讲述‘路径依赖’，秦霆宇应该会很认真的听，但是绝不会立刻按照这么一个思路去与财政部的同志们进行交流。反倒何锐这里，秦霆宇会很自然的按照一个十几分钟前还没听过的思路去执行。这就是标准的路径依赖。
何锐是一位战略家，他提出的战略构想，制定的各种政策都获得了成功。在这种信任感带来的权威被彻底削弱之前，同志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径可以选择。
1929年4月，柯立芝总统参加了胡佛就任总统的仪式。而胡佛也在就任总统的仪式上精神饱满的对参加就任仪式的美国人大声宣布了他的看法，“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永远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
听到这里的美国人民则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表达他们对于永久远离穷困的期待，以及对胡佛总统的信任。
1929年，6月，《中美投资、贸易与关税一揽子协议》签署。8月，《中美产业合作与关税调整追加补充协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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