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拐进一条更安静的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式梧桐，枝叶在路灯下投出摇曳的影子。林见清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沈世钧这样的人面前，任何细微的破绽都会被放大、解剖。
“那个店员，”沈世钧继续说，语气平常，“叫王德发，河北人，来上海十年了。老婆在纱厂做工，有个七岁的儿子得了肺痨。他一个月挣十五块，药钱就要十二块。这样的人，你说他通敌，图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沈世钧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所以我在想，也许他不是通敌，只是……帮了不该帮的人，传了不该传的话。比如，一个暗号。比如，一封信。”
林见清的手指捏紧了膝盖。车厢里的空气变得稀薄，他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沉重，缓慢，一下下敲着。
“沈秘书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沈世钧转过脸，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深不见底，“有些人为了一个理想，可以不顾自己的命。这很了不起。有些人，为了那个理想，可以不顾别人的命。这就很可怕了。林先生，你觉得你是哪种人？”
“我哪种都不是。我只是个开书店的。”
“是吗？”沈世钧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东西，放在两人之间的座椅上。
是那本《双城记》。林见清从书店带出来的那本。
“你的书店后窗没关好，风把这本书吹到街上了。我的人捡到了。”沈世钧翻开书页，停在扉页，“上面有你的名字，还有日期，民国二十六年冬。那是南京陷落的时候。你在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今日始读此书，方知乱世如狱，无人可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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