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销量暴涨，其他报纸的销量自然就跌了。主编们急得团团转，开会开到半夜。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派了记者专门盯着伦敦治安，每天一篇报道。什么“昨夜某街又发劫案”“某某帮派横行东区”“受害者家属哭诉无门”——篇篇都是血淋淋的案子，写得比泰晤士报还狠。
这些报道，反而印证了泰晤士报社评的正确。
半个月后，查理曼的议案再次提交。
这一次，支持的人多了不少。
托利党内部也开始争论。几位老派的地主贵族站出来反对：“政府哪来那么多钱？警察多了，税就得多收，收上来谁出？还不是我们出？”
可另一些人说话了：“社交季节我们要在伦敦住好几个月。街上到处是贼，出门带保镖都不踏实。治安好了，对谁都有好处？”
一个平时很少开口的中年议员站起来，慢悠悠地说：“我孙子今年八岁，上个星期差点被人当街抢走怀表。幸亏旁边有人喊了一声，贼跑了。这事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议事厅里安静了几秒。
那些坚持反对的乡下贵族，这下也没话说了。可他们的人头，在议会里不够用了。那些常年在伦敦社交季里打滚的人，才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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