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早上，天还没亮，王启山就主动找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他佝偻着背，拄着一根拐杖，整个人像老了二十岁。他把签好字的转让合同放在戴笠的桌上，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戴长官，我认栽了。三家纱厂、两个码头、五个仓库，还有法租界那栋公馆，全给你们。只求你们撤了税卡，放我带着家人去新加坡，永远不回上海。”
戴笠拿起合同，吹了吹上面的墨迹，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磨得发亮的袁大头，轻轻放在桌角。
“王老板是个聪明人。”他把银元往前推了半寸，“这一块钱，是收购款。拿着它买船票，今天下午就走。走晚了，李弥真能把你家最后一口铁锅都扛走。”
王启山盯着那枚银元看了足足半分钟，手指哆嗦着捏了起来。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戴笠突然叫住了他。
“王老板，”戴笠的语气带着一丝戏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那天在赌场，师座本来就没打算给钱。”
王启山的脚步猛地一顿。
他回过头，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戴笠笑了笑，没再解释，只是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一样：“走吧走吧，再不走，李弥就该来抢你的拐杖了。”
当天下午，师部那间漏风的小会议室里，五个人正围着桌子分赃，气氛热烈得像过年。
桌子上堆着小山一样的银元，黄澄澄的金条，还有一沓沓盖着银行戳记的本票，煤油灯的光打在上面，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谢晋元坐在最中间，面前摊着账本和算盘，手指翻飞间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比过年的鞭炮还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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