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初，汉中。
独立旅在汉中已经驻扎了三个月。三个月里，陈东征每天做的事就是训练、看地图、写日记。沈碧瑶每天做的事就是帮他整理文件、清点物资、坐在他旁边看他看地图。两个人像两棵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树，靠得很近，但谁也不碰谁。
沈碧瑶接到调令的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又下不来。她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纸调令，看了很久。调令很短，只有一行字：“沈碧瑶即日回南京特务处本部报到。”她没有告诉陈东征，把调令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回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她没有去陈东征的办公室。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前摊着信纸，手里握着笔。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乎乎的。她写了几行字，看了看，撕了。又写了几行，又撕了。纸篓里堆满了纸团，每一个纸团里都是她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她想写“我喜欢你”，但觉得太直白。她想写“你愿不愿意娶我”，但觉得太主动。她想写“我走了，你不要忘了我”，但觉得太软弱。她写了撕，撕了写，写到半夜，信纸只剩最后一张了。她深吸一口气，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写。
“我等你。除非你先娶了别人，否则我不会嫁人。不管多久。”
她写完，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像是在刻字。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陈东征亲启”四个字。她把信封放在桌上，吹灭了灯，躺下来，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沈碧瑶就起来了。她换了一身军装，把头发盘好，对着镜子看了看。镜子里的人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少校衔的领章别得端端正正，腰杆挺得笔直。她看着那个人，觉得那个人不像自己。那个人应该笑，但她笑不出来。
王德福赶着马车送她去车站。陈东征也来了，骑在马上，走在马车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有马蹄踩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嗒嗒的，在清晨的空气中很清脆。沈碧瑶坐在马车里，隔着帘子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在晨光中很瘦，肩膀微微塌着，像是在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看了一会儿，放下了帘子。
车站到了。沈碧瑶下了马车，站在月台上。陈东征也下了马，站在她对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她没有理，只是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知道你要走了”的光。
沈碧瑶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塞到他手里。她的手在发抖，信纸在她手指间沙沙作响。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转过身，拎起行李，快步走向火车。她没有回头。
火车开了。沈碧瑶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车窗看着月台。陈东征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封信，没有拆开。他看着火车，看着她的窗户，没有挥手。沈碧瑶看着他，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晨光中。她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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