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沈碧瑶端着两碗水走进陈东征的房间。他把一碗放在陈东征面前，自己端着一碗在对面坐下。
“我想了一夜。”她说。
陈东征抬起头，看着她。“想什么？”
“想这场仗。想谁在赢。”沈碧瑶看着他。“你判断谁赢了？”
陈东征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水碗，喝了一口，放下。他看着窗外的山，山在晨光中泛着灰白色的光，光秃秃的，像一堆堆起来的骨头。他知道答案。他知道川军会赢，知道红四方面军会败，知道他们会退往甘孜，知道他们会损失过半，知道他们最后会不得不去陕北找中央红军。他知道这些，因为他在历史书上读过。但他不能告诉她。
“川军会赢。”他说。
沈碧瑶愣了一下。她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深的、像是“我知道但我不想说”的光。她不相信。她见过红军，在遵义城里见过他们帮老百姓挑水扫地，见过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兵，见过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她不相信这样的队伍会输给川军。但他说“川军会赢”。她想起他以前说的那些话，每一次他说“会怎么样”，最后都“会怎么样”。在赤水河边，他说红军会回来，红军回来了。在凉山，他说彝人不会打他们，彝人没有打。在大渡河边，他说有人从铁索上爬过去了，那些人真的爬过去了。他说川军会拼命，川军在拼命。她不信，但她又怕他说的对。
“我不信。”她说。
陈东征看着她。“那就等打完再说。”
当天晚上，沈碧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前摊着那个小本子。她拿起笔，想了很久，然后写道：“他说川军会赢。我不信。但他从来没有错过。”
她写完这句话，看着它，看了很久。她把笔放下，合上本子，塞进枕头下面。她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西边的炮声。炮声很密，一下接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大的鼓。她听着那个声音，想着他说的那句话——“川军会赢。”她不信。但她又怕他说的是对的。如果他对了，她就输了。她不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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