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带到了一所学校里。学校不大，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枝叶光秃秃的，在暮色中像一把撑开的骨架。院子里已经关了几十个人，都是穿便装的。沈碧瑶扫了一眼——几个穿着绸缎旗袍的女人，烫着卷发，抹着粉，一看就是军官太太；几个穿长衫的男人，年纪都不小了，戴着眼睛，像是县衙里的文职人员；还有几个年轻人，缩在角落里，不敢抬头。她找了一个角落蹲下来，抱着膝盖，低着头。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烫着卷发，脸上抹着粉。她看到沈碧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是哪家的？”
沈碧瑶犹豫了一下。“我丈夫是二十五军的。”
“哦，”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声音更低了，“我丈夫也是。他们在城外，不知道跑没跑掉。你证件还在吗？”
“丢了。街上太乱，跑丢了。”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没有再追问。沈碧瑶感觉到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量她，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在遵义，证件丢了，说自己是军官家属——换了她，她也会怀疑。但没有人说什么。在这种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懂。
院子里有一个女兵，背着药箱，蹲在一个老婆婆面前，给她包扎手上的伤口。那个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血还在流，但那个女兵一点也不嫌脏，用棉花蘸着盐水一点一点地擦，动作很轻。沈碧瑶看着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复兴社培训的时候，教官说“共匪都是没有人性的野兽”。但那个女兵的手很轻，眼睛很亮。
天黑了。院子里点起了几盏煤油灯，光线昏黄。有人送来了一桶稀饭和一堆碗。沈碧瑶排在后面，轮到的时候，桶里的稀饭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汤汤水水。打饭的红军战士看了她一眼，从旁边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红薯，塞到她手里。“没了，吃这个吧。”
沈碧瑶接过来，红薯还是热的，烫手。她低头咬了一口，甜的。她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红薯，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沈碧瑶被外面的歌声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到院子里的红军正在集合。他们排成几排，站得整整齐齐的，开始唱歌。歌是她没听过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声音不大，但很齐，很亮。她坐在地上，靠着墙，听他们唱。她想起自己在复兴社培训的时候学的那些歌，都是“党国万岁”“领袖万岁”之类的，唱的时候要站得笔直，声音要洪亮。但那些歌她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但这首歌不一样。她只听了一遍，就记住了。不是记住了旋律，是记住了那种感觉。
白天的时候，院子里的红军换了岗。新来的哨兵是个女兵，梳着两条辫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站在门口，端着枪，时不时会回头看一眼院子里的人。中午的时候，有人送饭来，那个女兵帮着打饭，一碗一碗地端到每个人手里。端到沈碧瑶的时候，她笑了一下。“你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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