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部的电报是清晨到的。
“共军已于昨日主动撤离遵义，向西转移。着补充团即日进占遵义，维持秩序，收容伤病，等待后续部队。”
陈东征把电报看了一遍，折好放进口袋里。他站在团部门口，看着东边的天空。太阳刚刚升起来，把远处的山岭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士兵们正在收拾行装，五天的休整让大家都缓过来了，走路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拖拖拉拉。
“传令下去，”陈东征对王德福说，“半个时辰后出发。目标遵义。”
从团溪镇到遵义只有三十里路，大路平坦。士兵们走得很快，有人开始唱歌，调子跑得厉害，但大家唱得高兴。陈东征骑在马上，走在队伍中间，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看着马脖子上的鬃毛，一颠一颠的，像是在数自己的心跳。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遵义的城墙出现在眼前。
城墙是石头垒的，不算高，但很厚实。城门洞开着，吊桥已经放下来了。城墙上空无一人，只有几面红旗还插在垛口上，在风中猎猎作响。旗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有的还破了洞，但颜色还是红的，红得像血。
陈东征勒住马，看着那些旗子，看了很久。
“长官，”王德福策马跟上来，“要不要让人先把旗子取下来？”
“不急。”陈东征策马往前走，马蹄踩在吊桥的木板上，发出咚咚的声音，在城门洞里回响。
遵义城比他们之前经过的任何城镇都大。街道很宽，两边的店铺也多，虽然大多还关着门，但看得出来平时是很热闹的。街上的石板路被扫得干干净净，一块一块的，像棋盘一样整齐。街边的墙上贴着红军的标语，一张挨一张的，有的已经被风吹得卷了边，但字迹还是很清楚。“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色的字，写在黄色的纸上，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陈东征骑在马上，一路看过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些标语他见过无数次了——在历史书上，在纪录片里。但他从来没有站在它们面前，伸手就能摸到。它们是真实的，是有人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写这些字的人，现在应该已经走在西边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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