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沈用济。沈用济，字方舟，是杭州的诗人。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顺成，你又瘦了”。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批语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走了。他远游四方，去了北方，去了南方，去了她不知道的地方。他给她写信，信里说“归期将近”。她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回来。他又写信，信里说“归期将近”。她又等了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他没有回来。他写了十年的信，她等了十年。“归期将近”这四个字，她读了十年，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她不再等了。不是不想等了，是等不动了。
她死了。死在盐桥河边，死在那株老柳树下。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封信。信上没有字。不是没有写，是她写了，又擦掉了；擦掉了，又写了；写了，又擦掉了。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想你”？太轻了。写“你快回来”？太重了。写“我等你”？太长了。她写了一辈子，也没有写完那封信。
我站起来，走到那株老柳树下。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甲，像她诗稿上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柳丝垂到水面上，被风吹着，被雨打着，在水里画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我伸手折了一根柳丝，柳丝软软的，湿湿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里，凉凉的，滑滑的，像握着一缕还没有干透的墨。她曾经用这样的柳丝，蘸着河水，在石板上写过字。写的是“沈用济”三个字。写完了，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抹掉了。不是不想留，是不敢留。她怕被人看见，怕被人问“沈用济是谁”，怕被人知道，她等了他十年，他还没有回来。
她写过一首《寄外》，诗里有一句：
“君在江南妾江北，不知何日见何年。”
君在江南——他在江南，她在江北。不是长江的江南江北，是心的江南江北。他在她的心里，她在他的信里。他写了信，她读了信；他忘了她，她忘不了他。不知何日见何年——她不知道哪一天能见到他，不知道哪一年能等到他。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沿着河边继续走。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走到一座石桥上，我停了下来。桥是拱形的，桥洞下，河水缓缓地流着，流得很慢，慢得像她在灯下研墨的速度。她研了一辈子的墨，研到墨锭都磨光了，研到砚台都磨穿了，研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研。不研，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她在《嗣徽堂诗稿》的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远游，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嗣徽堂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她不敢说自己的诗能够传世，她只是想用这些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她的哀思太重了，重到她的心装不下，必须倒出来，倒在纸上，倒在诗里，倒在每一个字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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