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八点十七分，古民在“老味道”后厨洗完最后一个盘子，按下计时器。数字定格在01:58:33。他提前完成。老板检查后，递过来二十六元工钱。“今天表现不错，洗得快还干净。下个月开始，一小时给你涨到十四块。”
“谢谢老板。”古民接过钱。这意味着下个月洗碗收入每月能多六十元。微不足道，但确是正向反馈。他收好钱，快步走出餐馆。距离下午家教结束已经过去四个多小时，中间他回了一趟医院，帮父亲办了出院手续，送父母回家安顿好，又立刻赶回来洗碗。此刻，疲惫像湿透的棉袄裹在身上，但大脑却异常清醒。
他蹬车回家，老旧楼道里声控灯忽明忽灭。推开门，母亲在窄小的厨房热粥，父亲靠在床头，受伤的腿搁在凳子上。屋里弥漫着中药和旧房子的味道。
“爸，妈，我回来了。”
“吃了没？”母亲问。
“在餐馆吃过了。”古民放下书包，先去看父亲。“腿感觉怎么样？疼不疼？”
“还好，有点胀。”父亲声音低沉，“今天…累坏了吧？”
“不累。”古民拿起暖水瓶，给父亲的搪瓷缸续上热水。“下周一开始，我送完奶直接去学校，中午回来给您和妈弄饭，然后再去洗碗。”
“不用来回跑，我跟你妈能行。”父亲说，“你顾好自己上学，别耽误。”
“不耽误。”
古民走到属于他的角落——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的小桌子。他坐下，拿出记账本和今天的收入。清点：凌晨送奶30元，下午两个家教小班共250元（五个学生，两小时），晚上洗碗26元。总计3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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