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
两声清脆的叩门声，打破了经发办办公室里那股陈旧的宁静。
屋里的光线很暗，窗外那棵老槐树茂密的枝叶挡住了大半个日头。
三张办公桌呈“品”字形摆放，桌面上堆满了泛黄的文件袋和落灰的文件夹，显然很久没人翻动过了。
靠窗的那张桌子后面，一个头发稀疏、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头正趴在那儿。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用胶布缠着镜腿的老花镜，手里举着个把手磨得锃亮的放大镜，正把脸贴在当天的《参考消息》上，逐字逐句地研读，仿佛那上面印着藏宝图。
门口这张桌子旁，坐着个四十来岁的大姐。烫着当下时兴的黄色大波浪，身上穿着件红色的针织马甲。她两手翻飞，两根长长的钢针互相磕碰，发出“叮叮笃笃”的脆响。一团红色的毛线球滚在水泥地上，随着她的动作一跳一跳的。
最里面角落的桌子上，趴着个年轻人。那人把一本厚厚的《半月谈》盖在脑袋上，睡得正香，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很有节奏感，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洇湿了胳膊底下的报纸。
这就哪里是政府部门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个死气沉沉的养老院。
听到敲门声，正在织毛衣的大姐手里的动作没停，眉头皱了一下，一脸的不耐烦。
她连头都没抬，眼皮子耷拉着，对着门口甩出一句带着浓重方言的官腔：
“办事去隔壁便民大厅，这儿是办公区，不接待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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