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因为你们队开始搞包产到户了。”李一鸣回答道。
“这王二溜子都懒了十几年了，搞个包产到户，懒汉就不是懒汉了？”李洪波不解的说道。
“他这不是懒，而是聪明，或者说是利己。”李一鸣长叹一口气。
这个王二溜子是村里面数得着的懒汉，否则也不会被冠以“二溜子”这个外号。在六七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能被称为“溜子”的，不是那种拒绝劳动的普通懒汉，而是狡猾的懒汉，他们出工不出力，偷偷磨洋工，工分不少拿，还干不出多少活的人。
王二溜子便是如此，所谓“上工慢似牛，收工一溜风，低头一坐一个坑”，基本就是他日常写照。
他还有一句口头禅，叫“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我不干”，指的就是到了开工时间了，他便在田间地头杵着，看到队长来了象征性的抡两下锄头，队长一走立马就歇了。
在吃大锅饭的公社时代，这种人并不是少数，这种二溜子们只要是脸皮够厚，不在乎别人背地里戳脊梁骨，那工分也是一点儿都不少拿。
但李一鸣却知道，这种人并不是真的懒惰，他们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种集体劳动的制度下，无论怎么拼命干，一天都是10个工分，甭管你多种出多少的粮食，分配的时候都要和全队人平分，这等于是干活多的人，不仅是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干得少的人，而干得少的人，反而可以被包养。
对于利己主义者而言，干嘛去拼命干活？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嘛。反倒是当“二溜子”，每天要清闲许多，只要做做表面工作，工分一点儿也不少。白天累不着，晚上吃饭还能省二两玉米面呢！
也是因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他们意识到付出可以与回报成正比时，自然也会选择更多的付出，来获取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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