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强站在主编办公室，对面坐着主编老严和法制线主任。桌上摊着他那份关于化工厂的调查报告初稿，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无数疑问。
“证据链太薄弱，”老严敲着桌子，“匿名线人的证词，没有录音，没有书面材料；居民的口述，都是‘听说’、‘可能’；你拍的那些排污口照片，对方完全可以说是‘临时检修泄漏’。”
“但他们的环评报告明显有问题，”朱世强坚持，“我查了那家做环评的机构，三年内被处罚过两次……”
“那是环评机构的问题，不是化工厂的问题。”法制主任打断他，“小朱，我理解你的热情，但新闻讲证据，特别是这种可能引发重大舆情的调查报道。你现在这些东西，发出去，对方一个律师函就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朱世强攥紧了拳头。他跑了半个月，晒脱了一层皮，喝了无数闭门羹，才拿到这些“不够有力”的证据。
“台风要来了，”老严语气缓和了些，“化工厂那边肯定会加强防范。你先放一放，跟一下台风报道，这是民生热点，做好了也能出彩。”
从办公室出来，朱世强靠在走廊墙壁上，深深吸了口气。挫败感像潮水般涌来。他想起罗志勇那句“好好写”，想起父亲临终前抓着他的手说“做人要正直”。有些事，不是难就可以不做的。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从未打过的号码——司徒伯，化工厂退休的工程师。电话响了很久，就在他要放弃时，接通了。
“哪位？”声音苍老，带着警惕。
“司徒伯您好，我是《南方周报》的记者朱世强，之前联系过您……”
“我没什么好说的。”对方要挂电话。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